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50周年。作为陪伴周总理夫妇最久的周家晚辈，中新社原副社长周秉德曾在接受中新社专访时回忆富鑫中证，总理曾一再强调：“绝不能因为我是国家总理，你们就有任何的特权。”
现重刊访谈实录，以寄缅怀。
访谈实录摘编如下：
中新社记者：我们从小在各类读物里面都可以读到有关总理的故事。在与他生活的这些年月里，周总理日常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？
周秉德：日常生活中，就是“忙”。因为他要处理的事情太多。他脑里全是考虑着国家和人民，唯独没有（考虑）他自己。
他（总）在考虑全国人民的生活怎么样？有没有改善？有没有提高？国家建设、国防事业、外交等各方面让他忙不过来。甚至只能在开会时，往喝茶的茶杯里放些玉米糊，或是在汽车里吃两块饼干来扛饿。
时间对他来讲太宝贵。当时考虑到安全因素，建议领导同志少坐飞机。但他坚持坐飞机，只是希望抓紧时间多做事情。在我们的印象中，他就是一个为国为民、一直在忙碌的人。
作为周总理的侄女，也是陪伴周总理夫妇时间最久的周家晚辈，中新社原副社长周秉德接受中新社“中国焦点面对面”专访，回忆有关总理的家风故事。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
中新社记者：如果要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形容总理的家风，您会怎么形容？
周秉德：共产党员要为全国人民服务，不能为自己谋私利，也不能为家人谋私利，这是他一贯的原则。
他非常简朴。例如吃饭，家里边从来都不可以有山珍海味。吃饭时，就是一荤一素一个汤。鱼如果没有吃完，下一顿要继续吃完。去外面工作时，事先要跟各个单位讲清楚，就吃普通食堂，不可以有专门的招待。浪费、豪华等都是他反对的。
大家看他的形象，都觉得他着装笔挺、很整洁，但是实际上他里边的衬衣全都是补了又补、破了又破。出国时也是穿这种衣服。他住在总统府、皇宫那些地方，不好在那里洗衣服，就送到咱们大使馆，请大使夫人帮着洗。大使夫人们在洗的时候，哭着洗，不敢用力，用力就会破，因为衣服很薄，还有很多补丁。
他不喜欢物质享受，在生活上没有为自己考虑。西花厅是个清末的房子、很潮湿，都是大方砖地砖。两个老人的腿不好，经常会疼。有一次两位老人离开北京一段时间，他的生活秘书请中南海的装修队伍把地面改成木板，然后还换了一张软床、窗帘、浴缸。他回来以后大发雷霆，到另外一个简单的地方去住。住了几天，有些领导同志说我们要跟你商量事情不方便，你应该回来。秘书也做了检讨，窗帘、木板床都换回来。地面没有再翻，因为翻了以后更劳民伤财。浴缸因为砌在地面，也就没换。
他虽然回来住了，但是在最高国务会议上，他两次做检查，说“我这个总理没当好，我带个好头，你们都会学做好事情。我要是带个坏头，你们会跟着我学坏。你们可别跟我学，这件事情我是要检讨的”。
中新社记者：周总理和邓主席夫妇在家里，对于家庭最在意的事情有没有什么区别？尤其是在家风方面。在教育下一代上，他们两个有什么区别吗？
周秉德：他们两位都经常（给我们）讲他们的革命经历：长征的时候非常苦，吃草根、树皮，甚至没有吃的。所以周总理说富鑫中证，我们几十年来的革命，随时准备可能牺牲；我们只是革命队伍中的幸存者。革命路上一起的同志，太多都牺牲了。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忘了这些革命先烈，更不能不认真地工作。我们要替这些烈士们工作。这是我伯父的责任心。他觉得自己的责任很大，所以要忘我、加倍努力地工作。
2018年9月3日，周恩来侄女、中新社原副社长周秉德为大家介绍自家的老照片。中新社记者 马铭言 摄
中新社记者：周总理常说他自己是国家的总理，不是周家的总理。您与他接触的过程当中，有没有哪些事例是可以特别地凸显周总理无私奉献、一生为民的形象？
周秉德：我伯父特别忙，所以我们家里的事情是伯母操心。周家是个大家庭，很多人有什么事就找（伯母）。这家有病了、那家有困难了，都是我伯母承担起来。伯父顾不上，但是他掌握原则，就是不能特别照顾。
有一个故事是，（西花厅）院子里除了海棠以外，还有一些梨树、桃树等。每年秋天，这些果树结果之后，伯父觉得不能浪费，就让大家来分享，而且他要付款。他认为，院子是公家的院子，树是公家的树，水是公家的水。包括养护这些花木的工人都是公家派来的。我们没有动手，就不能坐享其成。我们得花钱，但是不能浪费。每次他都是这样公私分明。
有时候到机场去接外宾，我伯父非常注重仪表，但是工作一忙，胡子就顾不上刮。他就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去（理发）。理发之后，从家到北京饭店这一段路程要记下里程。因为这一段是私事，私事要记下里程。到月底的时候，凡是私事用车都要去交费。他还不时地要督促司机师傅。老杨师傅回忆的时候就说，总理经常要问他有没有记下来。
作为周总理的侄女，也是陪伴周总理夫妇时间最久的周家晚辈，中新社原副社长周秉德接受中新社“中国焦点面对面”专访，回忆有关总理的家风故事。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
中新社记者：我们听说过一个有关您的故事。您工作之后离开北京，辗转数年又回到北京。伯父见到您的第一句话，不是问候而是带有些许责备的“质疑”。
周秉德：1955年我18岁，在一个小学做老师。工作三个月，区委机关把我调到区委去做一个临时工作。到区委工作后，我就告诉伯父。“你不在小学这样的基层工作了？怎么能到区委机关？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？”我说，是组织上让我来的，我得服从组织分配。他就希望我们在最基层、最艰苦、最边缘的地方工作，“这是你们应该去锻炼的地方”。
19年之后是1974年，我跟先生随军到外地，在西安工作5年、又在遵义的山沟里工作了4年。组织上把我先生调回北京。我不敢跟着回来，因为没有调令。我陪他去跟领导告别。领导说你们怎么不一块走。我说我没有调令。领导说你周秉德回到北京去找一个工作，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吗？我说我从来不走“一句话”的这条路。
后来部队跟北京有关方面联系，让我一块回到了北京。回去后看望伯父，他又是这句话：“秉德，你都离开北京工作九年了，怎么回到北京来工作？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？”同样一句话，19年后又问了一次。
我伯母在旁边就说：“恩来，你别忘了，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，她还是随军家属。她是随军调动。”伯父这才不再追问。他其实是想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因为他的关系，改善工作环境，要自己走自己的路。
中新社记者：家风联系着党风政风，您怎么看周总理处理家风和党风之间的关系？
周秉德：他从内心觉得我们是共产党，共产党就不能像剥削阶级政党的政权掌握者那样有很多私心杂念。咱们共产党要为人民服务，为全国老百姓服务，把国家建设好，让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。共产党的作风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，不能为个人。所以他一直这么教育我们。
作为周总理的侄女，也是陪伴周总理夫妇时间最久的周家晚辈，中新社原副社长周秉德接受中新社“中国焦点面对面”专访，回忆有关总理的家风故事。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
中新社记者：您当年住在总理家的时候，其实附近也有很多其他的中共领导人。在您看来，那一代的中共领导人，他们的家风有什么共同点吗？
周秉德：我耳闻他们也是很简朴。像刘少奇家、朱德家，孩子们都挺多。衣服都是大的穿剩下小的穿，小的穿破了，截个裤腿再穿，或者是打补丁。那个时候，大家都是按照我们有多大能力，就做多大事，绝对不会想方设法去多些收入，多些经济来源。如果孩子多（钱）不够用，那就精简着用、节俭着用。那时候都是这样。咱们共产党就是要为全国人民服务。所以，我觉得现在的一些各级干部，应该要继承和发扬这种作风。
中新社记者：良好的家风往往能影响几代人，您觉得周总理夫妇带给周家下一代身上影响最大的品格是什么？
周秉德：我们不是作老百姓，我们就是老百姓。一切要以国家利益、人民的利益为上。
我们上学的时候，他就再三给我们强调：“你们现在是普通学生，将来长大了就是普通老百姓。绝不能因为我是国家总理，你们就有任何的特权，特权思想也不可以有。”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深刻的教育。
在他的教育下，我选择去做小学老师。我初中毕业的时候，想到国家要大力地发展建设，但是听说当时国内的文盲特别多，小学缺老师。我就决定去做小学老师。我当时上学的学校，很多人都是去留苏了。我没有想过，只想着我应该去第一线，去做小学老师。这就是受到他们的影响。要是没有他们的影响，我不会想到这一步。他们的这种影响，对我们而言是实实在在的。
作为周总理的侄女，也是陪伴周总理夫妇时间最久的周家晚辈，中新社原副社长周秉德接受中新社“中国焦点面对面”专访，回忆有关总理的家风故事。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
中新社记者：您刚才也提到我们现在的党员，我们的各级干部，应该回头去重新学习这些老共产党员身上的一些品格。您觉得现在我们重提家风故事，对于当下的中共党员有什么启示意义？
周秉德：习近平总书记也是非常重视家风、家教，要求家庭关系要处理好。现在社会上有些反面的现象，有时候一些子女或者是枕边风等没有起到好的作用。所以作为干部，你要把握住自己。首先要自律，然后要树立好家风。
各级干部要认真学好共产党的历史，要发自内心地去思考我们共产党成立的理由是什么？就是牺牲自己也要为全民（族）谋利益。我们共产党员要时时想着老百姓，要想到全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、国家的建设发展。
中新社记者：您认为当下讲家风故事，重视家风，对年轻人尤其是现在的新的家庭意味着什么？
周秉德：现在社会上对于年轻人的各种各样的诱惑太多。在这个时候，我觉得年轻人的教育极为重要。《觉醒年代》讲述了过去的不容易，建立共产党之前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些思想斗争和不同的观点，还有一些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理想和全国人民的幸福不怕牺牲。整个电视剧不枯燥，有家庭关系，有年轻人互相之间的一些鼓励，也有些中年人的纠葛和矛盾以及不同的争论。这样无形中可以把年轻人带领得更健康、更正确，可以担负起将来的责任。
现在的青年人，要接受这种教育，要懂得怎么样来接班。他们各方面都要自律，把自己管好，管好了自己也就管好了将来，同时也管好了我们国家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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